想變幸福，先了解自己！

在籠子裡飼養的動物，如受到社會刺激以及接觸複雜而有探索意義的物體（研究者稱之為「朋友和玩具」），腦部確實較重，神經迴路較為複雜。這項富開創性與爭議性的觀點，為改善老鼠與男人（以及狼與女人）的生活品質，帶來了潛在的意涵。是的，想要充分了解行為，實有必要了解生物影響，但它們並非固定與亙久不變的；是可能改變的。

當然，時至今日，心理學早已脫離在我學生時代古老的先天與後天爭論。我們現在知道，這些影響互相貫穿。教養我們的天性是可能的，畢竟，這正是我們從柏克萊那群擁有朋友和玩具的小齧齒類動物身上，所學到的功課。

但正如我後來理解到的，這些回應「你是誰？」的答案，其實並沒有為了解我們的真實天性提供最佳見解。從在薩賓門外命中注定叩門的那一刻起，令我沉吟至今持續探索的是，在解釋我們是誰時，我們獨一無二的追求，即我們的個人計劃，不僅能與生物及社會觀點所提出的解釋相互抗衡，更能轉化我們的思考方式。

這些計劃甚至強大到足以驅使我們做出不合乎性格的行為，重新定義我們最真實的人格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已有所體悟。

如我稍早提示過的，在走進薩賓辦公室時，我正處於全然的個人轉化之中。一年前的1964年9月，我剛到柏克萊，正逢言論自由運動（Free Speech Movement，FSM）在校園展開的那一週。校方剛禁止學生在他們徵召美國南方自由運動志工的區域進行活動。校方政策引發學生示威、靜坐，舉辦座談會。抗議者宣稱，這所自稱聯合大學的大型知名學府，向諾貝爾桂冠及企業合約俯首稱臣，罔顧學生的權益。

言論自由運動吸引了我的想像力，衝擊顯而易見。它召喚我採取行動，召喚我投入挖掘深度自我、甚至堪稱為自我定義的計劃。瞬間，那個在我裡面內省的心理學學生，那個寧可高唱革命也不願動半根手指開始行動的我，興起一種迫切感，要為擊潰不公不義而大聲疾呼。

這是前所未有的，連根撼動了我的身分認同感。更重要的是，這項轉變推動我不光是要思考與感受新事物，更要以新的方式採取行動。我當時選擇的這項追求，幾乎是在無形中重新塑造了原來的我。諸如「靜坐」、「示威」或「尋求公義」的計劃，如今已是一種承諾，象徵我已成為另一個人所採取的行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