剛好日本政府邀請我去做醣分子的研究，李院長是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諮詢委員，他說「你要幫日本不如幫台灣」，我就沒有跟理化學研究所續約，回來中研院化學所客座。

問：從8年助理到最後當上中研院院長，當時你心裡感受如何？

我才知道原來這8年算年資，反而當院長不算年資。我卸任之後，秘書說你服務滿15年可以退休，我才知道這8年是滿珍貴的，我也算是第一個從最基層做到中研院院長。

問：為什麼當院長期間起草推動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」、修改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？

因為我回來不是為了研究，李遠哲延攬我回來講得很清楚，他覺得台灣需要幫忙，除了研究，就是怎麼讓研究成果真的對生技產業有幫助。

我想到美國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（Bayh-Dole Act），美國才有了生技業，所以2003年我就和梁啟銘仿照寫出生技條例，但沒人理會。

而且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有一個育成中心，任務就是要技轉，但技轉是違法的，你也不能擔任諮詢委員，可是要我回來做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，我覺得滿奇怪的。

後來我用院長的身分去推動，因為我回來主要目的就是幫忙生技產業，培養再多學生，沒有產業還是沒有出路。這個法就是允許你當諮詢委員，而且投資研發有35%的減稅優惠，還有就是鼓勵高階醫材、新藥的研發，不然之前沒有人敢碰。

我會堅持到是非分明的那天

問：因為浩鼎案遭到起訴的過程，你怎麼看這段經歷？

我開始當然是失望，但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做不法或不道德的事。我相信台灣司法。

但國家公權力盯上我，所以我那時候的感覺一定有問題，我一直在打聽，到底是不是有蓋錯章或什麼，也都沒有，但也沒辦法完全求證。因為那個氛圍下，大家都不願意仔細看，只能到法院搞清楚。

那兩年，我就全心投入研究，所以我這輩子最多產的就是那兩年。其實威爾許獎是2016年得到的，但因為我不能出國，威爾許獎被取消。剛開始我思路很亂，不到兩個月我就釐清怎麼一回事，沒有受到影響，剩下的就是要去面對。

我們做科學的就是是非分明，假如我沒有做的事，不管怎麼說我一定要追根究底，我會堅持到完全釐清的那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