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康永：人生很殘忍，也很容易呼攏

蔡康永討厭束縛，鄙視「無聊的好學生人生」，偏偏再興是最講究循規蹈矩、培育精英的環境。於是蔡康永的對策，是用他口中所謂「玩法弄權」的方式爭取自由。

蔡康永一直是學校的風雲人物，他年年當班長，競選學生會主席、參加演講比賽，編校刊。陳之筑一直記得，他唱起歌「很有感情」、「很好聽」，但當幹部卻「很兇、很有威嚴」。

「這是因為察覺到當一個模範生或學生會主席擁有特權，又出風頭，可以自在翹課啊，」蔡康永解釋。當然，那時他只是快樂地享受這些好處，直到若干年後寫「痛快日記」，才回味出：「利用體制來擴張權力，比反抗體制要方便多了」的箇中道理。

本來風光的高中生活，最後卻畫下一個驚險的句點。這也是蔡康永對權威嗆聲的開始。

高三時，來自平民家庭的同學陳筆（父親是佛教出版社負責人），介紹蔡康永讀殷海光與德國思想家海耶克的著作。當他知道二二八事件，發現台灣竟然還有窮人與勞工，而自己作為既得利益階級，只會經營人際關係與權力時，當下只覺得：「Shock（震驚）也有、刺激也有、羞恥也有。」

為了宣洩憤怒，蔡康永衝動地在校刊上寫文章批判學校，結果當然被記了個大過，最後勉強畢業。

這件事對他的衝擊一直持續到大學。蔡康永念東海外文系時，就決心隱姓埋名，不出風頭，也不再參加課外活動。

少年沙文主義的光芒

1986年，蔡康永到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電影電視製作研究所。對照他在台灣受教育感到的「悶」，洛杉磯無異給了他最解放也最舒服的空氣。

他把這段經歷寫成《LA流浪記》一書，紀念當時遇到的精采人物。「這世界有很多不值得念的學校，也有很多不值得認識的人。我的運氣好，UCLA（洛杉磯加州大學）很值得我念，LA也有很多值得認識的人，」他在書的後記裡這樣寫道。

回到台北，蔡康永特立獨行的作風與才氣，很快就引起注目。

當時正擔任台北之音台長的徐璐，在一場聚會中認識蔡康永，形容他渾身散發一種「少年沙文主義」的光芒。「就像是說：我絕對不要跟你們這種3、40歲的人混在一起，因為我們身上沒有他要的驚世駭俗的東西，」徐璐非常欣賞，隨即延攬他進台北之音當創意總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