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想吃滷肉飯、做腳底按摩！我是得了「台灣缺乏症」的日本人

但是，當時的教訓，不是只有台灣經歷到，其他國家也在SARS時期遭受打擊。2003年，我在新加坡生活，當時社會也非常混亂與恐怖。但新加坡這次的防疫策略，還是有許多人遭受感染而陷入痛苦；中國則再次隱匿資訊，拒絕WHO調查團介入。

即便是日本，也握有足夠資訊，深知SARS有多嚴重。當時，身處SARS抗疫策略最前線的WHO西太平洋地區事務局局長，是日本人尾身茂。他也是現在日本政府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本部的諮議委員會長，日本首相安倍的記者會上，尾身茂總是站在旁邊給予支持，可說是日本對抗新冠肺炎的指揮官。

他是否記取SARS的教訓，對日本這次抗疫策略有所幫助？答案是沒有。當時，WHO因為中國隱匿資訊，拒絕調查團介入而苦惱的時候，代表和中國交涉的窗口就是尾身茂。

但這次日本和WHO都依賴中國提供的資訊，導致對新冠肺炎處置太慢。明明SARS經驗就告訴我們，早期檢疫、隔離有其必要性，但日本的PCR檢驗還是量能不足，檢測速度延遲的問題至今無法改善，隔離措施也只做半套，面臨感染人數增加，無法掌握實際狀況等種種問題。

也就是說，世界上有跟台灣一樣從SARS學到教訓的國家，也有跟日本一樣沒學到教訓的國家。

此外，就算用盡全力做隔離和檢疫，完善法律與制度面，但社會整體的努力不足，對抗傳染病的防疫體系依舊無法運作。

要讓這個體系妥善運作，必須檢視如何維持民主主義的健全性、資訊公開、對弱勢的關心、如何活用專業人才、防止假新聞等，傳染病防治對策靠的是國家整體的綜合能力，公衛就是綜合政策。如此說來，SARS至今這17年，台灣的努力沒有白費，才會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認為，日本這次防疫失敗，就是「失落的17年」造成的。

過去台日之間，從歷史架構來看，日本給予、台灣接受，幾乎常是這樣的關係。在國際社會遭到孤立的台灣，希望日本多伸出援手，日本人很習慣聽到這種來自台灣的請求。

但這單向關係逐漸改變的契機，始於10年前。東日本大地震時，台灣為日本提供援助，台南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，熊本地震時台灣援助日本，花蓮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。地震時相互幫助，建構出「震災支援共同體」的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