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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瑞典協助受雇者解決職場工作環境問題分別為「職場小組」、「人力資源」和由受雇者組成的「工會代表」等3種組織,同時還有由老闆、主管們組成的「雇用者協會」也規模可觀。雇用者協會和工會之間雖然存在著必然的利害衝突,但在雙方的攻防和激盪中,也常常萌生進步的可能性。

這個談判展開數年,可以看到薪資數據庫正在逐漸對各個工會開放。目前有許多工會的會員都已經可以進入該數據庫,進行某程度的查詢。而在我所屬的大學工會,則是每年由工會代表進入數據庫,定位出薪資沒有落在正常範圍裡的員工,並且把這些員工整理出來,一一與主管進行調整。

老闆和主管們不想招惹錯誤和麻煩,運用自身優勢(情報量)製作而成的工具,剛好也是受雇者能進一步促進薪資透明和平等的工具。這個工具是否要開放,要怎麼開放?在這個討論中,雙方都有各自的利害立場,而在分庭抗禮的情況下,一心藏私護短卻無助公益的決策,終究會逐漸失去陣腳。

從瑞典工會事務當中,我體會到每個人的自由都會被其他人的自由所限制,成為彼此的地獄。如同黃哲翰在〈同島一命的怨懟共同體〉中所言,在缺乏共識與規範的情況下,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彼此衝突的兩難處境,往往導致個人為保私利而損害公益。而在這樣的無間地獄中,更嚴謹的規範和更健全的公共意識,是走向解脫的重要方向。

(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獨立評論@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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