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、小孩我都要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新研究，可給台灣哪些啟示？

相對於美國，我們是更為集體主義的社會。做為一個台灣女性，一旦進入婚姻，為人妻子、母親、媳婦，都有相對應的責任和社會期待。當我們要去思考台灣的少子化問題，這些是單看結婚率、生育年齡等指標，不一定能看出來的社會因素。

若以絕對數字來看，戈丁的第1群組的數據跟當前的台灣社會很近似：當前40至60歲這一輩的台灣女性，只有70%結過婚，很多人是晚婚，少於一半的人有生育經驗。我們的女性政治領袖、企業領袖很多都沒有結婚。

如同美國女性，台灣女性在過去的100年也經歷了很多進步，但是從數據上來看，難道台灣女性還在經歷事業和家庭中僅能擇一嗎？這件事很值得進一步的研究，對整個社會在討論台灣的少子化、低結婚率原因及解決方案時，會帶出新的思維。

台灣需要的本土研究和更細膩的政策

戈丁把群體分成5組，並不表示在那個時代，只有特定一類女性，而是在那個時代，該類女性是最多。

如果我們看今天的台灣，這5個族群的女性群組同時都仍存在我們的社會裡，只是年齡背景、家庭經濟、人數多寡上的差異。在老年女性裡，可能群組1、2、3都很多；中年女性可能每組比較平均；年輕女性可能比較多群組1和5。

女性是她們的共同點，婚育抉擇是造成當前生命處境的因素，但她們的內在信念、外在資源、所面臨的環境是極為不同的：中年金融業專業經理人考慮要不要生孩子、怎麼生；年輕自由工作者在思考婚姻以及職涯重大議題；中高齡女性的二度就業選擇；這些都是很不同的議題。

我們政府在喊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參與率時，需要更細膩地去看每一個群組的背景跟需要，困住她們的是什麼、她們需要的資源是什麼，才能夠對症下藥。

要更好地了解不同群組的台灣女性，我們就需要更基礎的跨領域本土研究，參考戈丁的研究方法，把婚育跟工作議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，找出或許在我們文化裡已久，久到讓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業與家庭衝突因子，才能一層一層地去找出突破之道。

(責任編輯 / 王穎皓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