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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條條寶貴的生命,因霸凌、性侵而殞落,為何這些受了傷的靈魂,沒有被企業的員工協助方案(EAP)及時接住?

此外,他也看到很多真正關心員工的主管反而成了「異類」,他們在意員工的感受與團隊的氛圍,然而他們的價值觀卻不符合企業對短期績效的追求,「這類主管的發展往往不是太好,甚至在組織中被邊緣化。」

在這當中,人資也面臨了無力與困境。曾擔任過外商與本土公司主管的徐啟勝,指出一個痛點,「很多時候,人資是夾在中間的。」他觀察發現,「人資主管是高風險的工作,得處理很多跟人相關的事務,但卻常被高層質疑:『為什麼要做這個?有必要嗎?』」,由於現行政府並未特別透過法規將EAP納入企業的標配,所以人資主管往往只能把這類規劃延後處置,一旦問題爆發,悲劇已經無法挽回。

原因三:企業著重懲罰,忽視「療傷」

徐啟勝觀察,從台達電、麥當勞工等事件的企業處置方式可以看見,企業仍聚焦在「處理事」,卻忽略了「處理人」。 這並不讓他感到意外,因為根據過往經驗,就曾遇過職場霸凌或性侵案件發生後,有受害者選擇離職或被調離崗位,而加害者卻仍留在原職的情況。「這不就是本末倒置嗎?」他不解地說,「這樣的處理方式只會讓員工感到不被支持,甚至質疑公司對公平與正義的態度。」

穩定的大企業,更易藏霸凌死角

一連兩起事件都發生在知名跨國企業,是單純巧合,還是有更深層的問題?

「愈是層級分明的大型組織,愈容易出現霸凌現象,」李訓維解釋,職場中的霸凌往往源自權力不對等與資源分配不公。在台灣的職場中,就常見一些不成文的規範,例如要求新進員工承擔過多工作,或默許權力階層對下屬的不當言行;尤其是在對績效過度重視的企業中,競爭激烈的環境往往為霸凌行為提供了土壤。

他進一步指出,常發生霸凌事件的組織,還有另一個共通點,就是穩定、內部流動低。「比如說政府啊、軍方啊、學校啊,」因為組織變動不大,因此內部同仁容易成為標靶,他建議,最好的改善方式是加入外部人員,往往會炮口一致對外,變得更團結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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